1950年5月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因胃癌在伦敦病逝。在弥留之际，史沫特莱交代律师：“我死后，将全部财产和著作版权收益，赠予中国的朱德将军。我的骨灰，必须运回中国安葬。”
一个美国记者，把毕生积蓄留给中国元帅，死后还要长眠异国。这一切，源于十三年前延安窑洞里的一碗热豆汤。
1937年1月，史沫特莱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，到达延安。
她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矿工家庭，从小跟着父母在矿区捡煤渣，饱尝底层辛酸。
来中国前，她采访过不少国民党高官。她以为，八路军的总司令也会像其他军阀一样，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，身边围满带枪的警卫。
在延安的窑洞前，史沫特莱见到了朱德。
朱德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膝盖和手肘上打着补丁，脚上的布鞋沾满厚厚的黄泥。他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黄豆汤，递给史沫特莱。
“路上辛苦了，喝口热汤。”朱德笑着说。
史沫特莱接过粗瓷碗，打量着眼前的统帅，问：“朱将军，您手里有几万军队，为什么过得和普通士兵一样？”
朱德拉过一条长条凳坐下，摆摆手：“我不是什么将军，我只是千千万万中国穷苦人的代表。他们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他们穿什么，我就穿什么。”
这句话，直接击中了史沫特莱。她决定留下来，跟着这支军队，并提出要为朱德写一本传记。
朱德拒绝了：“不要写我个人。你要写，就写红军，写中国的劳苦大众。”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史沫特莱没有留在安全的后方。她背着打字机和照相机，跟着朱德的八路军总部，开进了炮火连天的太行山区。
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八路军总部上空盘旋轰炸。
一次空袭，防空警报拉响。史沫特莱还在屋里整理采访笔记。几名八路军战士冲进屋，一把将她扑倒在墙角，用身体死死护住她。炸弹在院子里爆炸，泥土和弹片砸在战士们的背上。
警报解除后，战士们拍拍身上的土，站起来问她：“您没伤着吧？”
史沫特莱看着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士兵，没有说话。她拿出打字机，趴在漆黑的地窖里，借着煤油灯的光，用力敲击键盘。
她把八路军在平型关的伏击、在敌后的游击战，一篇篇写成战地通讯，发往欧美报刊。她打破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封锁，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真实的中国红军。
在行军途中，史沫特莱多次找机会采访朱德。她把朱德从一个佃农的儿子成长为红军总司令的经历，一字一句记录下来，开始撰写传记《伟大的道路》。
1941年，史沫特莱因严重胃病，被迫返回美国治病。
回到美国后，她四处发表演讲，为中国抗战筹集医疗物资和捐款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国内掀起反共的“麦卡锡主义”狂潮。史沫特莱因为长期支持中国共产党，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迫害。
特工经常搜查她的住所。她的朋友不敢和她来往，报社拒绝发表她的文章。她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穷困潦倒，只能靠变卖旧物和给别人打零工度日。
有人找到她，开出条件：“你只要公开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，你的处境马上就能改变，还能拿到一笔丰厚的稿费。”
史沫特莱指着大门，直接把那人赶了出去：“真正的背叛，是对苦难视而不见，我绝不背叛我的中国朋友。”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史沫特莱在纽约一间阴暗的出租屋里，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，泪流满面。
不久，她查出胃癌晚期。为了躲避迫害，也为了完成《伟大的道路》的最后修改，她拖着病体前往英国伦敦求医。
1950年5月6日，史沫特莱在伦敦牛津医院病危。临终前，她叫来律师，立下了那份震动北京的遗嘱。
遗嘱传到北京，朱德拿着电报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对身边的秘书说：“史沫特莱同志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。她的钱，我不能要，这是她留给中国人民的。”
1951年5月，史沫特莱的骨灰从伦敦运抵北京。
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。按照史沫特莱生前的遗愿，现场没有播放哀乐，而是奏响了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朱德亲自来到八宝山，为她送行。他亲笔在墓碑上题写了十六个大字：“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女士之墓”。
对于史沫特莱留下的那笔遗产，朱德没有动用分毫。他指示秘书，将这笔钱连同《伟大的道路》的全部版税，一分不剩地全部上交国家，用于建设中国的烈属学校和创伤医院。
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把灵魂和财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中国。跨越国界和种族的，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执着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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